□在读博士生，广州
什么是流氓？
对于“流氓”一词，相信中国人都不陌生。但你是否清楚或者愿意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流氓？“流氓”这一称呼是如何演变定型的？“流氓”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名目？流氓主要以怎么样的手段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流氓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如何？流氓的社会影响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陈宝良先生所著《中国流氓史》可以说为对“流氓”这一概念的源流嬗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与坊间闲谈、通俗文史、文人笔记、章回小说不同，《中国流氓史》实际上是系统研究从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流氓群体及其活动的历史专著。作者从古代文献中广搜博采，网罗散佚，并力图在史料翔实完整的基础上彼此参照、互相补充、勾连比对，伴随着的自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立论叙述的客观。
本书无论是选题还是体例，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史料运用，都可以说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在绪论里历数了流氓的定义与称谓的变迁，然后将流氓与土匪、游丐、习拳舞棒者、帮会人员、纨绔子弟、帮闲等诸种不工、不农、不商、不士的游民进行了比较。接着作者分章叙述了流氓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流变，从先秦时期的惰民与游侠到秦汉时期的闾巷恶少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与轻侠到隋唐时期的坊市恶少、市井凶豪、闲子、妙客，从宋代的破落户、浮浪人、地方豪横到元代的无籍之徒与豪民、衙内与闲人，从明代的光棍、逸民、喇唬、衙蠹讼棍到清代的无赖棍徒、豪强大猾，“流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名目与涵义从纵向得到了梳理。作者还横向论及了北京的流氓、天津的“混混儿”、上海的“白相人”、苏州的“癞皮”等地域性的流氓特色，流氓与豪强、太监等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欺骗、讹诈、打斗、抢掠等主要的流氓手段等等。
作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流氓是没有劳动地位或仅进行非正会劳动的过剩的劳动阶级与社会力量。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流氓则是“从农村土地中分离出来的一股社会闲散力量，是不事劳作或仅从事不正规劳作的职业游手”。因此，流氓阶层力量的强弱，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传统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否，并且因其势力之扩大、独立社会阶层之形成而努力参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可以说，作者将流氓史研究置于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民俗史的交叉领域内进行，并涉及到社会变迁、经济发展、阶级、阶层、社团、秘密会社、市民运动、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社会风貌、城市化、文教兴革等诸多论题。
流氓与地方社会
书中《流氓活动与中国社会》一章尤为精彩。作者在讨论了流氓团伙与组织的形成、政治参与及政治的流氓化、军兵的流氓化等问题后，着重分析了流氓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两代朝廷的统治力量止于县衙门，而维持地方社会的权力事实上掌握在绅士、耆老、乡保、里正以及流氓无赖层的手里。绅士的地方社会领导角色越发明显，尤其是清末的绅董、绅商的出现更说明了绅士的力量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日趋扩大。但绅董“内结衙门，外通土豪”以及把持“墟务”等地方性市场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本身已经日渐流氓化，而流氓无赖势力的上升也让他们可以更多参与地方性社会事务。更值得注意的是，乡保、里正、里甲等乡村的准官僚性质的基层管理人员，由于仅仅是负责杂事的职役，具有特殊身份的绅士或者有身价的庶民地主常常拒绝担任，反倒因此把持在一些无家无业的无赖游民手里。作者由此强调，绅士层并非独自在扮演着地方社会的领导者角色，而是绅士层与流氓无赖层相互妥协、相互渗透地共同管理或控制着地方社会。
从书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流氓作为一个游离于土地的社会阶层，在明清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并且一直在发挥其破坏性与建设性相混杂的作用，这一传统甚至在现代社会心理深层和行为习惯中还可见其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日常经验与传统积淀看出，上述二元性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时表现为国家社会与流氓社会的合流，而且绝不局限在本书作者予以讨论的流氓与基层社会这一关系，甚至可能在流氓与上层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窥得分毫。清代曾静在被雍正斥为“逆书”的《知新录》里便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无论是哪朝哪代、哪省哪乡，比绅士层与流氓无赖层共同管理或控制地方社会更可怕的，无疑是国家社会与流氓社会的合流，是流氓精神在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固化、常态化、正式化，是朱大可所言“一种庸俗的市民阶级的犬儒趣味:玩世、无聊、牢骚、说谎、逢迎、左右逢源、兼具着市井无赖和流氓政客的所有特点”。
流氓的研究
有趣的是，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和于阳先生的《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与《中国流氓史》相比，虽然论述的落脚点与着力点有所不同，对照着阅读却也颇耐人寻味。
王学泰先生意在探求发掘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城市市民社会的中国隐性社会———城镇游民社会:它在官僚权贵阶层及其附庸的畸形奢侈高消费影响下不可能实现持久与良性的经济发展；它在中国皇权专制极权统治下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权利保障与代议空间；它具有的是游移不定、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与心态心理。古老的宗法乡村由此吊诡地涌现出众多完全不具备现代特征的城镇游民、众多与上层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底层民众、众多生活甚或生存于中国隐性社会与江湖社会里的“游民”或曰“江湖人”。
而于阳先生则更为强调与乡土中国这一中国传统正道相对应的歪道与异类、游离乡土的游民群体的文化解构与重构———江湖中国。在正统组织和秩序轰然崩解后，那种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很可能内化为已被普罗大众认同、接受乃至践行的江湖化的社会结构，并最终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贫困的恶性循环与陷阱。正因如此，于阳先生才在序言中慨叹:“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
相比之下，《中国流氓史》则“更偏重于叙述，却短于分析”，或曰更偏重于微观，却短于宏观。这正是本书至为可惜之处。若能在社会空间日渐增长这一历史事实前提下，考量逸出农本社会和家族宗亲这些中国社会正统特征的“流氓”概念，分析流氓社会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礼仪形式乃至于自组织和自治理活动，则立意定当更为高远深趣。欣喜的是，作者此后成书的《中国的社与会》，在民间组织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的学术探索与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是次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但其实早在1993年便已收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反映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江湖文化丛书》丛书中。因此，若在诸如《流氓的历史》（高秀清、张立鹏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等书中发现似曾相识的字句或段落，孰先孰后，孰是孰非，读者当自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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