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作明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50岁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湾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经算得上年轻。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个好庄稼人”，于是跟父亲学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后，也开始了出门四处给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这是薛家湾人对他的评价，所谓“最有出息”则是指谁家接待的外来算命者最多。
说话间，高金江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了很多遍“是”和“好”。挂了电话，他给正屋的铁炉子生起了火，说：“又来了一拨记者。”
互联网时代令信息的传播迅速且广阔，来薛家湾的记者人数也日渐增多，每隔一段时间，高金江就会接待一批记者，他评价记者们大多都是走马观花，“有的没来过就胡乱写。”他找出了特地为重要来访者准备的绿茶，平日里，他自己喝的是铁观音，“那个便宜些，怕他们喝不惯。” 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经历，让薛家湾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热情豪爽。外人进家，不管认识与否先请进屋上炕，泡茶做饭，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门也不会施舍残羹冷饭，赶上饭点儿，也会请乞丐同吃，“我们也是出门人，知道出门的难处。”高金江说。
“走家子”，即出门算命是薛家湾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间建村以来，薛家湾人在甘肃永登当地一直都是“另类”的存在。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全家无论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全家便会遭到‘天火烧光’的严罚，所以，他们每年到处流浪飘荡，出门远游都是三五成群，足迹踏遍天涯，东边可以跑到山东青岛往海而归，西北可以到达新疆伊犁塔城为国界所阻……”1947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中对薛家湾做过简单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
在当地政府组织编著的《中国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则有更为细致的描述——解放前，薛家湾人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 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
秘诀
中午一点，高作祯终于吃上了午饭。此时，他已经接待了四波来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后。但仍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在“好运来”的手机铃声响过之后，高作祯接起电话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来吧。” 他说他的客人们全都是“慕名而来”，这个“名”就珍藏在他家厢房的一个柜子里。“都是客人带过来的，”他打开柜门取出几张已经发黄、卷边的报纸，它们被整齐地保存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打开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冲出来。 最先被拿出来展示的是一份200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则名为《中国“吉卜赛村”？》的报道，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祯“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如今，报道中写着“薛家湾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祯”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线。
和那则报道中的照片对比，高作祯家的电视、钟表、桌子等屋内装饰和如今几乎没有变化，倒是高作祯显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过后一把摘下帽子，“太费脑筋，头发都掉了，累得！” 至于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高作祯的解答很简单：“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算出你命犯桃花，总不能当着你爱人的面说出来，”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在那篇1947年的文章中，对这一点也有描述：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里都摸得头头是道，他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会是你心悦诚服喜上心来。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会说你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富大贵；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会说你妻命很好；你是学生，她又说你有功名，有贵人扶持；即便是你讨厌他，他也会说你心直口快…… 如今，即便是自称“不会算卦”的薛家湾人在闲聊中也会承袭着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们会随口蹦出几句算卦术语，大多是夸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热心人”。 “我们就是良好的心理医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给薛家湾人下了定义。 “有些病要开刀，有些纯粹就是心理病，开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说，自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给人治病，通过语言沟通达到效果，当然，前提是心诚则灵，“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哪怕我的话是错的，我又不可能让你偷盗，让你干坏事。”
身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 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他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刚听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普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