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2岁领衔国家级研究所，壮年移居中国，并发现“仰韶文化”

来源：返朴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人生最富创造力的岁月扎根中国。他开创了仰韶文化的研究，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安特生的主要学术遗产收藏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从北极探险家到中国考古先驱，他的一生充满冒险与突破。

撰文 | 范明

今年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诞生150周年。1914年，安特生作为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第一次来到中国。1921年，他主导发现并发掘了在河南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之后安特生又前往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一系列此前未知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安特生的科考报告均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发表，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现代地质学自诞生以来就与古生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密切相关，安特生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在地质调查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他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当代国际地球科学中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为寻找人类祖先和中华文明的源头做出巨大贡献。

安特生亲身经历了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极度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北洋时期的多元政治、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以及日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他与袁世凯、张謇、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等重要人物均有直接交往，与瑞典王室、政商界高层以及学术界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安特生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有着独到见解，他与中国的朋友和同行一起，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瑞典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扬·罗姆加德（Jan Romgard）参考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采访了多位当年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中瑞科学家的后人，于2018年出版了《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在一个以渴望探索为特征的时代，瑞典首次与欧洲之外国家进行重大科学交流、并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左：安特生的肖像油画，右：《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封面

北洋矿政司的安顾问

安特生出生于瑞典中部纳尔彻省（Närke）克尼斯塔（Knista）教区，是一对农场主唯一的孩子。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地质学研究感兴趣，十几岁时获得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NRM）的奖学金，于 1890-1895 年间在纳尔彻和波罗的海厄兰岛（Öland）从事化石收集的夏季工作。1892年安特生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898 年被NRM招募前往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进行极地探险。次年安特生又作为熊岛（Björnön）探险队队长返回北极地区，并于1902年完成了跨学科论文《熊岛地层和构造论》，获得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1901-1903 年间，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öld）领导的瑞典第一支南极探险队。探险归来后，二人合著了《南极——冰天雪地的两年》一书，获得世界声誉。

1906 年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SGU）所长，191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瑞典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的开发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相关的科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于191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致开幕词，大会的主要议题是铁矿石资源、冰河后气候变化、冰川侵蚀、寒武纪动物群、前寒武纪和极地地质等。会后安特生作为组织者，促成全球范围内对铁矿石资源和气候变化进行调查，主编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世界铁矿志》。这次大会成为瑞典地质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及几年后在地质学、考古学方面中瑞两国合作的前奏。

1903年冬，安特生（中）与两位探险队友被困在南极希望湾，获救后所摄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之一。清帝逊位，军阀混战，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铁和煤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柱，而当时中国采矿业完全处于外国控制之下。经曾任山西大学堂地质学和化学教员的瑞典人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推荐，瑞典首任驻中日公使Gustaf Oscar Wallenberg与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矿政司司长杨廷栋等官员进行了两年左右的商谈，安特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高薪聘请为顾问。他从SGU请了一年学术假，与包括新常富、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gengren）等瑞典同行一起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于1914年5月16日到达北京。是年7月3日，他在北京度过了40岁生日，同一天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安特生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一战爆发，世界因此改变，而他自己则在中国停留了11年之久。

安特生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的职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对抗列强，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和商界也希望他利用这一机会为瑞典在华利益的长期发展服务。来到北京后不久，安特生即着手寻找新矿产并绘制资源地图，他与新常富等人很快在河北庞家堡勘探到了特大铁矿。1914年下半年，安特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采矿业制定法规。8月底日本对德宣战后，他感到与十年前日俄战争期间的瑞典局势十分相似。安特生在11月28日提交的《关于中国未来钢铁工业》的报告中，建议北洋政府像当年瑞典国会那样，将两个重要铁矿国有化，他的顾问合同也因此延长一年。1915年春，安特生第二次与袁世凯会面，用矿石标本和图纸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汇报。1916年，他因铁矿勘查有功，受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英文版的前言中写道：“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科学和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圈子里。因此使我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有价值的生命力。”这些有识之士试图从混乱不堪的局面中重建自己的国家，丁文江（1887-1936）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1911年，丁文江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1913年出任矿政司新开办的地质研究所首任所长。1915年新年伊始，安特生在位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矿政司办公室，与刚从云南考察归来的丁文江相遇。丁文江诚实的品格、深厚的学养、非凡的才华、纯正的英语，如同北洋官场上的一股清流，给安特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政局动荡，并没有妨碍科学研究的自由上升，1915年，丁文江和安特生开始筹划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前景。面临缺乏人材、资金、图书和现代化实验设备等多重困难，他们决定从三方面着手。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和完善独立的地质调查所，这是之前丁文江已经做的事情，为此安特生帮助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培训了中国本土第一代地质学家，还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其次是建立一个地质博物馆并进一步建成地质学的知识库，这是安特生心心念念的事情。另外就是继续已经开始的与瑞典NRM的交流合作，安特生利用暑期回瑞典探亲的机会，将他和丁文江在中国考察时发现的矿物和化石在斯德哥尔摩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并且把老东家瑞典SGU的一些展览拍下照片，作为计划中的地质矿产陈列馆的模板。在矿政司，人们都称呼安特生为 “安顾问”。

采集古生物化石

1916年3月，矿政司与安特生续签了五年顾问合同，他同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向瑞典政府递交辞呈，辞去SGU所长的永久职位并移居中国。这在当时的瑞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引起了公众注意和媒体报道。安特生认为自己与丁文江正在从事一项地质学历史上全新的、有趣的、开创性的事业，从此他把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大草厂胡同的居所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在家里他被称为“安老爷”，中国也成为安特生的第二故乡。1916年夏天，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院（现为15号院）正式挂牌开张，开展了当时瑞典规模最大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安特生与丁文江十分默契，两人一同创造了中国地质学史和史前史研究上的诸多奇迹，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立研究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

北京兵马司胡同的地质调查所旧址（笔者摄）

1914年安特生刚到中国时，前往京西斋堂煤田考察，采集到了大量近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植物化石，因此发现了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1916年初，他在一次考察归途中路过山西与河南交界处的黄河，在河岸的陡崖上发掘到了一些蜗牛壳化石。经瑞典NRM的专家分析鉴定，这些化石来自大约5600-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是首次在中国发现的第三纪地层。同年夏天，安特生又在山西和北京等地发现了象牙、水牛和犀牛的骨骼化石，而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些脊椎动物曾在如此寒冷干燥的地方生存。这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强烈感觉到，他与丁文江关于中国史前史的合作研究将是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机遇。15年前安特生曾经站在具有完全不同气候的南极大陆上，却面对同样的挑战。那次远征发现了大量新地点和物种，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政治势力陷入分裂状态。由于资金短缺，安特生的地质考察工作也严重受阻。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占领北京城的十几天里，“安老爷”在大草厂胡同的四合院悬挂了瑞典国旗，成为他的中国同事、朋友及其家人的临时避难所。那一年，安特生邀请瑞典NRM的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Halle）来华工作一年，对大约三亿年前的石炭纪煤层进行古植物学调查。地质研究所第一批毕业生周赞衡作为助手，一直跟随赫勒在中国工作。25岁的周赞衡获得瑞方资助，于1918年11月7日作为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在NRM师从赫勒研究中生代古植物学。他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唯一的中国人，十分适应那里的生活，很快就学会了瑞典语。瑞典大报《每日新闻》还采访了周赞衡，并将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头版。

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瑞科学合作史上关键的一年。丁文江作为翻译和科学顾问，陪同梁启超列席巴黎和会并在欧洲考察之后，越发感到以工业化救国济世、使中国融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紧迫。是年7月，丁文江应赫勒之邀访问安特生的祖国瑞典，于2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904年康有为曾寄居斯京（当地华人对斯德哥尔摩的亲切称呼），深为那里的湖光山色、人文风情吸引，而丁文江却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他在赫勒及周赞衡的陪同下，参观了落成不久的NRM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晚赫勒宴请丁、周二人，以及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地质学家丁格兰、企业家和赞助人拉格雷利乌斯（Axel Lagrelius）等宾客。在晚宴上，丁文江向在座的几位专家详细了解瑞典的采矿和钢铁工业。他连夜乘坐火车，前往北部城市基律纳（Kiruna），参观考察了瑞典最大的铁矿。

安特生等人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关于中国自然历史的短期项目，而且与19世纪末以来瑞典科学家的极地探险以及关于地球气候变迁的研究密切相关。1913年，安特生和诺登舍尔德一起创立了瑞典南极委员会，原计划与大英博物馆合作开展新一轮南极科考，由于一战爆发而搁浅。1919年9月4日是中瑞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南极委员会主要成员开会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委员会”，建议政府将原来承诺拨给南极科考的经费转向安特生在中国的研究计划，由拉格雷利乌斯担任司库。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是一位知名考古学家和艺术鉴赏家，尤其痴迷东方历史文化。他于1921年成为中国委员会新一任主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项目的声望，并有助于获得更多的私人和国家资金。1950年王储登基后仍热心于中国委员会的工作，直到1973年去世。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存的安特生在华考察和丁文江的签名照（笔者摄）

1919年秋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轮船从日本唐津港出发回国。途经上海时，装载了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计划运往瑞典NRM进行鉴定后再返还中国。轮船不幸在台湾海峡失事，古生物化石全部沉入海底。这是自1914年以来，安特生和赫勒等在中国采集到的几乎所有化石，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尚未鉴定的古植物化石收藏。这意味着两国科学家以前的所有努力全部清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对于刚刚起步的中瑞地质学合作造成了沉重打击。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周赞衡，他原订的学习计划就是与导师赫勒一起分析研究这批古植物化石。为此，赫勒只好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借来他的私人收藏作为替代品，后来在安特生及助手的帮助下又重新收集了一批化石。1922年周赞衡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专家。

仰韶村的彩陶文化

在“北京”号轮船失事后的第二年，新生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及中瑞合作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计划组织一次对中国的跨学科全面考察，他们打算以北京为基地，将发掘到的化石标本运回纽约进行分析鉴定，理由是中国没有掌握现代分析研究方法的机构。为避免冲突和重复性工作，丁文江和安特生致信美方，告知地质调查所计划考察的地区，划分了不同的研究领域。二人感到当务之急是以地质调查所的名义创办一份专业期刊，用于发表中瑞科学家的合作科研成果，为此设立了专项出版基金。由于经费短缺，安特生捐献了自己的近一半顾问薪金，共计两万五千元银洋，于1922年正式出版《 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ca Sinica）期刊。与许多国家只想从中国窃取资源不同，中瑞之间的合作计划创建了崭新的双赢模式。

在安特生的努力下，瑞典中国委员会决定将其从政府获得的经费用于支付中瑞之间的运输、安特生的田野调查，以及地质调查所雇用青年学生采集标本的费用，截止到1924年的资助超过十万元银洋。为了适应即将增加的工作量，例如按时返还在瑞典分析的化石标本、及时撰写科学报告和论文等，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的研究队伍也迅速扩大，招收了新的研究助理和博士生。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和拉格雷利乌斯也参与了资金的募集工作，例如争取到了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对《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赞助，由丁文江出任主编的期刊后来成为世界一流学术刊物。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地质调查所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矿产陈列馆以及地质图书馆，安特生曾任陈列馆第三任馆长。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的合影：最左是安特生、最右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前排左一至三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颢

1921年春，应安特生的要求，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维曼（Carl Wiman）派来了年轻的奥地利籍博士生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作他的助手，以增强对美国的竞争力。师丹斯基的工作由中国委员会资助，他提出的条件是所有根据自己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均以其个人署名。1900年前后，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发源地，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 A. Haberer）曾在北京的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后经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鉴定，其中有一颗很像人类牙齿。1918年，安特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一带考察早期人类活动遗迹。三年后得知附近的龙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安排师丹斯基前往，在著名美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指导下从事发掘工作，收获甚丰，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西部寻找哺乳动物化石。年底，刘长山带回北京数百件石斧、石刀等各种石器，均购自同一个地点——渑池县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带着五个人第一次来到距离渑池县城15里远的仰韶村，他们每天在村子周围观测、照相、考察，在冲沟断面上发现了彩陶与石器共存的现象。他们在八天时间里收集、购买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以及少量骨器和蚌器，装满四大箱运回北京。安特生回京后做了一年考古学研究，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丁文江和翁文灏，得到了二人的支持，并且获得北洋政府的批文。1921年10月，安特生和袁复礼、师丹斯基等一起在仰韶村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他们在36天中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物。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仰韶彩陶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开始着手鉴定这些文物。在C-14定年法尚未问世的年代，唯一的方法就是与同期确定了年代的文物相比较，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的文物。因此安特生只得将视野扩展到中国境外，查找了大量西方地学者关于7000多年前中亚地区安纳乌文化遗址的文献资料，发现在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安纳乌的彩陶有着极其相似的花纹和色彩。安特生以仰韶遗址发掘为基础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和论证，专家们一致认定安特生的判断，即仰韶遗址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仰韶村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起点。

长期以来，丁文江负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1921年底，丁文江辞去了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转任名誉所长，而由翁文灏接任所长一职。丁文江卖掉了北京的房产，前往热河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在学界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经常来往于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北票所在的热河朝阳县。每当丁文江回到北京时，就借住在大草厂胡同安特生的家中，他们常常在早餐时一边喝茶，一边闲谈。午夜时分，两人暂时忘却忙碌的日常，坐在北京星空下的院子里享受片刻宁静。有时傍晚丁文江得闲，胡适和翁文灏也会造访，这是非常难得的智者间的交流时光。后来安特生回忆道：“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毫不掩饰的怀疑主义，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辛辣的刻画，而胡适总能巧妙地为这样的描述添加思想上的注解。”

甘肃考古与北京人

1922和1923年之交，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起在山东蒙阴发掘出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经师丹斯基鉴别为一种从未发现过的蜥脚类长颈恐龙，后来被命名为“师氏盘足龙”（Euhelopus Zdansky）。为了寻找中原与中亚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安特生又于1923年6月率队沿着黄河前往大西北，他深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赠和孕育。考察队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寻访探考，发现并系统发掘了包括齐家坪、朱家寨、马厂沿、半山等大约50个遗址，涵盖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各个阶段的史前文明。特别是在黄河支流的洮河流域，安特生找到了中国彩陶类型最为丰饶、存量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1924年10月29日，考察队带着225箱文物满载而归，回到北京。

在西北地区为期16个月的考察和发掘工作，使得安特生完全放弃了专业的地质调查，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1925年初，安特生在位于丰盛胡同的地质矿产陈列馆展出了西北之行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年春天，他在北京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考察报告。人们惊讶地得知，在西部边陲之地竟然有如此之多类似于仰韶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安特生的成果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英、法等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华进行考古发掘。激烈的国际竞争引起了安特生的不安，已经进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瑞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在安特生、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努力推动下，1925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协议，首先将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然后将其中一半分七次归还中国。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收藏的甘肃考古文物

此时安特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方面，斯德哥尔摩高专的地质学教授职位等待他上任；另一方面，他得到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的两年续聘合同。由于有了中瑞政府的协议，安特生的当务之急是回到斯德哥尔摩建立一个博物馆，用于收藏属于瑞典的那一半文物。为此他申请并获批从北京的顾问位置离职一年，将斯德哥尔摩的教授工作推迟到1927年开始，建立博物馆的计划也得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的全力支持。1925年5月20日，安特生完成了关于自1918年以来瑞中科学家的合作以及已发出和返还的考古发掘品的完整报告。他在中国连续工作了11年之后于该年7月1日踏上归途，很多人前来为他和第二任太太兼助理艾尔莎（Elsa）送行。7月17日，安特生夫妇抵达斯德哥尔摩，全新的工作即将展开。

在回到瑞典后的一年里，安特生撰写了《龙与洋鬼子》一书，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26年，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新成立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的东亚考古学教授和馆长，并且租用了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新建大楼三层作为博物馆馆址。东方博物馆兼具研究和展览双重功能，为此安特生招募和培训了对考古发掘品进行制备和拍照的专业人员。1926-1927年间，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携王储妃环球旅行，同时进行考古与艺术历史方面的研究，中国是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1926年8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拉格雷利乌斯一同回到北京，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为10月份来华的王储夫妇进行各种准备。在王储伉俪访问期间，安特生和翁文灏等人计划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中瑞两国多年来的合作成果。

在这次离开瑞典之前，安特生曾给乌普萨拉的维曼教授写信，了解其领导的古动物专业近来在化石测定方面的进展。到京后不久，安特生就收到维曼的回信，其中最令他震撼的两个字是：“人属”（Homo Sp）！自从八年前安特生到周口店考察，始终没有忘记那里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秘密的山洞，他早有预感并且最渴望的结论终于得到证实。其实师丹斯基回到乌普萨拉后，很快就在周口店的化石中找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然而性格内向谨慎的师丹斯基却没有及时向安特生报告这一发现。1926年10月22日，中外学者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为王储夫妇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梁启超、翁文灏等人做了报告，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及中瑞合作进行总结。在欢迎会结束前，安特生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消息，将会议推向高潮。

古斯塔夫·王储夫妇（前排左一和左三）访问太原，前排右一为新常富，二排左二为拉格雷利乌斯、右一为安特生

11月14日，瑞典《每日新闻》报纸头版刊登了题为 “在乌普萨拉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消息。这一重要发现当时虽未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但为促成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大规模发掘周口店人类遗址发掘奠定了良好基础。最终于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中瑞两国在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合作硕果累累，斯德哥尔摩高专、乌普萨拉大学及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与中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些工作延续至今。1922-1929年间，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期刊上，超过半数的论文是由瑞典科学家或中瑞两国科学家合作发表的。1926年的秋天是安特生和丁文江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两人在瑞典和中国成为超级明星。

未竟的事业

1926年冬，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协商，计划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柏林至中国的航线，组织一次以西方科学家为主的对中国西北地区全面的科学考察。经安特生的建议和帮助，赫定拜访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次年二月签订了协议。当协议内容传出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不满。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古物陈列所等学术团体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了《反对外国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安特生身不由已地卷入这场争端，在双方之间斡旋和沟通。经过反复谈判与磋商，赫定终于在4月26日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1927年5月9日，由中瑞两国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历时八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左：安特生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的《甘肃考古记》；右：安特生在为初建的东方博物馆布展

在西北科考团启程的同一天，安特生也在哈尔滨登上泛西伯利亚列车，告别了自己先后生活了12年之久的第二故乡。最后两年的繁忙奔波，特别是关于赫定西北科考团的各种纷争起落，使得安特生身心疲惫。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海边别墅和意大利里维埃拉休养了三个月之后，他才逐渐恢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特生开始分类整理从中国挖掘和收购的文物，与各国同行切磋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和展览，忙碌而富有成效。1929年安特生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在创刊号上简短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的两部著作《中国人和企鹅》与《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相继问世。1931-1933年间，由于瑞典克朗升值及资金短缺，《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遇到困难，乌普萨拉大学的中国考古藏品无法按期归还，安特生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很多努力。

安特生离开中国之后，丁文江重返学术界，两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这期间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学术最高殿堂——中央研究院成立。1933年，丁文江前往西欧和苏联旅行，了解不同社会制度下科学院的运作方式。他在八月份回程途中路过斯德哥尔摩，故地重游，拜访了安特生和赫勒等人，参观了新建的东方博物馆。在安特生的家中，两位老友手持一杯清茶促膝长谈，他们谈论过去的旧时光、科学与政治、东方与西方……似乎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大草厂胡同，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丁文江回国后不久，即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1936年初，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勘探煤矿时，因煤气中毒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带着最后一批拟返还的文物，第三次来华工作。他在已迁到南京的地质调查所新建大楼门前走下出租车，迎接他的第一位中国留瑞学者周赞衡用瑞典语说：“欢迎回到中国”，又与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共进晚餐。来华期间，安特生先后在南京和北平作了系列演讲，与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1937年6月，他在成都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签订了简要的考察协议，与史语所、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的同行组成“西康考察团”，前往成都周边和西康地区寻找史前遗址。然而“七七事变”爆发迫使考察团提前结束工作，安特生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计划也因此落空。在地质调查所还举办了这些归还文物的展览，包括数百件史前彩绘陶器在内的许多物品在战乱年代不知所终。

左上图是1916年落成的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大楼，其余三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在1926-1946、1946-1962、1963至今不同年代的建筑（笔者摄）

1937年10-11月间，安特生目睹了淞沪抗战和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上海国际饭店11层的房间拍下了日军轰炸闸北的照片。在北平，安特生入住北京饭店304房间，对面就是11年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夫妇下榻的豪华套房，此时已被日本人占据。面目全非的古都令他非常痛心，几天后就告别了这座城市。1938年5月底转道越南回到瑞典后，安特生撰写了21章272页的《中国为世界而战》，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在前半部中，安特生从北伐战争、南京政府，到新生活运动、两广事变等，讲述了自从他上次离开后中国的变化。后半部中包括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活动、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安特生对东亚未来走向的分析，该书可能是最早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当年正在发生的战事以及阐述中国抗战世界意义的英文著作。

安特生初来中国时遇到一战爆发，而当他最后一次离开之际，恰逢二战前夜。安特生自认为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一是极地考察、二是在中国的工作，在瑞典他被称为“中国的古纳”（Kina-Gunnar，Gunnar是安特生的中间名）。1939年，65岁的安特生退休，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1960年10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安特生始终认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冀。今年秋天，几位中国研究人员来到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从事合作研究。他们借助现代 3D 扫描技术，将一百多年前从中国运来的哺乳动物化石原始标本数字化，从而以高分辨率可视化的形式研究和共享化石数据。在中瑞建交75周年前夕，愿两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合作为安特生开创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Jan Romgard: 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 Fri Tanke, Stockholm, 2018.

[2] 韩琦：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法国汉学（第18辑），2018.

[3] 李学通：揭示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安特生与《中国为世界而战》，抗日战争研究，2022.

2024年11月19日于斯德哥尔摩